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了。这次会议所提倡的积极进取、埋头苦干的精神，给予我很大的鼓舞。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考虑怎样搞好本行工作，为实现“六五计划”做出贡献。作为一个戏曲工作者，我感到也坐不住了，我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为开创戏曲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

　　戏曲事业近几年的成绩很大，这是事实，我就不多讲了。这里，我要着重谈的是存在的问题。因为只有解决存在的问题，局面才能打开。总的来讲，我认为，戏曲事业的现状是落后于整个形势的，诸如剧团思想比较混乱、机构臃肿、剧目少、演出质量不够理想、演员中间存在不团结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是众所周知的，如果要发牢骚，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话讲。但是，光发牢骚也不能改变这个现状。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要想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向党中央献计献策，群策群力，把工作搞好。我想了几个问题，考虑得还不成熟，很可能有错误的地方，算是抛砖引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纠正。

　　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强戏曲剧团的政治思想工作。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当前戏曲团体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比较薄弱。现在剧团里存在不正之风，有的还很严重，诸如演员之间争名夺利，互不服气，稍有一点名气的就不愿当配演，一定要分出去演主角。还有的搞艺术专利，把自己演过的戏据为己有，不许别人演，有的甚至千方百计阻挠艺术院校毕业生来团工作，怕这些毕业生抢了他们的戏等等。就拿北京的两个在党培养下最有希望的青年剧团来说吧，也受不正之风的干扰，这两个团体都是在五十年代由国家艺术院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组成的。那时候，党在戏曲团体里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这两个剧团都演出了不少阵容整齐、受广大观众欢迎的戏，如四团的《杨门女将》，实验京剧团的《雏凤凌空》、《箭杆河边》等。现在由于不正之风的干扰，再要把以前的阵容、剧目拿出来演出，达到原来的水平，恐怕就不太容易了。我所说的有不正之风的演员当中，有的就是我的学生，我听到这种情况，感到很痛心。回想起我当初培养他们时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京剧后继有人。现在他们有了一定的成绩，反而害怕年轻的同志来学习、继承他们的艺术，这的确令人深思。所以我十分希望剧团的领导同志一定要下决心，加强对中、青年演员的思想教育工作。

　　我听说，某些剧团的领导同志面对这种不正之凤，常常是躲着矛盾走，怕见群众。到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就采取迁就、姑息的方法，和稀泥，甚至劝说别人不要演旁人演过的戏，使艺术专利主义合法化。据说还有某些领导怕得罪演员，怕他们“通天”，弄不好要犯“错误”。什么叫犯错误？我觉得，不坚持原则，是非不分，助长不正之风，才叫犯错误。他做得不对，你批评他，他不服气，甚至“上告”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有一告，你还可以有一诉呢。只要坚持真理，你就要相信党会支持你的，群众会拥护你的。作为党的干部，一要相信党，二要相信群众，这应该是我们的坚定信念。忘记了这两条，我们的工作就做不好。我记得“文革”前，我在北京市京剧团工作时，剧团领导就很积极主动地做思想教育工作。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象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和我，要讲争名利，在旧社会都各有各的一套，花样可不少。但是，我们在党的教育下团结得很好，在许多大型剧目的演出中，都能做到不计较角色大小、戏的轻重，这就是剧团党的领导做思想教育工作的结果。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既然能使我们这些经历复杂的老演员团结在一起，我就不相信，对于现在由党一手培养、教育出来的中、青年演员，就没有办法使他们团结起来。所以，我希望，剧团领导应该理直气壮、耐心细致地抓好政治思想工作，迅速改变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状况。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戏曲界工作人员按劳取酬的问题。这个问题多少年都在提，主要就是在工资、奖金等劳动报酬上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

      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十分珍惜经党一手培育出来的中、青年演员当中的主要演员。演员当中的优秀人才是十分难得的，他们在演出中付出的劳动量最大，日常的学习、练功以及家务劳动都很重，而他们的工资却和同期毕业的其他演员一般平，最低的才五、六十元。定工资、长工资都不是按水平高低、贡献大小加以区分，而是按年头，一刀切。这种平均主义的作法不利于他们今后业务的提高。还有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情况也是如此，如我们学院大专班的年级主任、青年教师，他们每周有二十多节课，还要给学生课外辅导、排戏，做思想工作，劳动量很大。但他们的工资才五十多元，而经他们的手教出来的大学生一毕业工资就是五十多元，这说明在工资制度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进行改革。

　　现有剧团的一些奖金制度，以及录音、录相等其它报酬的分配，也都存在着平均主义的问题。譬如发奖金，有的剧团是按演出的场次而不按劳动量的大小评奖，结果跑龙套的往往评一等奖，主演却被评为三等奖。录音、录相报酬的分配上存在平均主义的问题，不管主次和劳动量的大小，按照人数平均分配，这就影响了担任主要工作同志的积极性，使得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当然，我所说的按劳分配问题，并不是主张单纯为了钱去工作。对于那些只计较报酬、不安心工作的同志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教育工作。但是，既然有奖金等报酬的分配，就应该使它合理，真正做到按劳取酬。现在农村搞了生产责任制，不仅使一部分人首先富了起来，同时也大大改变了整个农业的面貌，使大家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我想，我们戏曲界也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制订出我们自己的演出责任制，真正做到按劳付酬，这对发展戏曲事业是有很大好处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问题。这是多年来加在戏曲团体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而且越背越沉。一般一个演出团体有六、七十人就够了，现在有些外地来京演出的剧团，或是出国访问的剧团，编制也多在六、七十人左右。过去我所在的北京市京剧三团也是这样的编制。即使是包括四个团的大剧院团体，也应该是二、三百人左右。目前的七、八百人的编制太大了。结果一巡回演出就出动一百五、六十人，光是开销就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所以有的剧团出去演出走不长，走不远。长此下去，演员的实践机会少，艺术得不到提高，还要给国家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听说文化部要实行演员的业务考核制度，我希望这个办法实行得越早越好。通过业务考核，对于那些不适合做演员工作的同志，尽早地让他们转到舞美、制作等其它工作部门中工作。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同志也是负责的。

　　经过业务考核进行精简后，有些人员过于庞大的团体，不一定就能立刻缩小到理想的编制，可能还会有主演多的情况。对于这样的情况，可以采取同一些中、小城市剧团订合同，暂时借到那里去演出的办法。最近我去了一趟蚌埠市，适值上海京剧院张学津、黄汝平、孙爱珍几位同志和当地京剧团合作演出。他们就是临时借出去的，演出收入两个剧团分账。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节约开支，增加剧团的收入，同时也丰富了当地的演出。

　　我从事演出工作有几十年，经历过私人班社、集体制剧团及国营剧团等各种类型的所有制团体，对于怎样能使演出团体精炼而又能为国家增加收入，有一些亲身的体验，我愿意有机会时，再详细把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一些介绍，这里就不详述了。

　　总之，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坚持原则，千方百计把戏曲工作搞上去。

　　原载《戏剧报》198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