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摇钱树  争做文明花  

　　最近，学习了《邓小平文选》，联系《戏剧报》第九期发表的贺敬之同志讲话中提到的戏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心里有许多体会。邓小平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贺敬之同志要求戏曲演员要“增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者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戏曲、攀登艺术高峰的历史使命感”。要大家“不当摇钱树，争做文明花”。我感到这些话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领会。

　　戏曲演员在旧社会是资本家的摇钱树，那时候的剧目不注重思想内容是否健康、是否对社会有益，当然，某些思想艺术修养高的演员，对剧目也还是有选择的，但也只是少数。普遍的情况是剧目内容混乱，只考虑上座价值，演出充其量也是供人娱乐。在那种情况下，演员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他们为了生存，只能给资本家当摇钱树，而青春一过，就被抛在一旁。多少名演员，到头来只落个身后萧条。有一些演员不甘心当资本家的摇钱树，为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常要同老板讲讲条件。有的名演员就抱着这样一种态度；你约我演一期戏，我自己安排戏码，不能完全满足老板的要求，天天演重头戏。但也不能让老板赚不到钱，不上座，自己的名誉也受影响，让他赚七、八成就可以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不甘心受盘剥也只能做到这样一点抵制。演员本身也十分计较个人的名利。

　　新社会里演员翻了身。党组织大家学习，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戏曲演员要有主人翁的责任感”。从供人娱乐、消遣，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地位，一下子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成为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这是何等巨大的变化呀！这些话，可能是老生常谈，但确是我的切身感受，不要小看“主人翁责任感”这几个字的作用。过去资本家老板用重金聘请，想让演员把自己最拿手的艺术献出来，都达不到目的。而解放后，演员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在解放前，谁能想象马连良能在《秦香莲》一剧中演王延龄？谭富英能演陈世美？谁能想象这两位老演员能够在一个剧团里长期合作？谁能想象演员能不计较代价，不要报酬，拍摄了《秦香莲》、《望江亭》等电影艺术片？谁能想象广大戏曲演员不怕生活条件的艰苦，不计较任何代价，深入到部队、厂矿、农村去为广大劳动群众演出？这在解放前是金钱买不到的，解放后却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这就是戏曲演员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加强了“主人翁责任感”的力量所起的作用。

　　我认为这段历史需要我们很好的回顾。青年一代没有新旧社会的对比的切身感受，需要补上这一课。这对于我们当前认清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的社会责任感，是很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戏曲工作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要拿出在思想上艺术上高质量的剧目来演出。如果只考虑金钱，不顾艺术质量，不顾思想内容，多坏的戏也演，那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的地位。像《玉堂春》的“嫖院”，早已批判了，不演了，为什么还要拿出来演？只考虑金钱，把那些已被历史抛弃了的坏戏拿出来，这无疑是降低了自己的身价，把自己降低到供人消遣娱乐的所谓“唱戏的”地位上。我想，这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者所不齿的，我们不能自轻自贱。“十年动乱”后，我恢复了演出，有几次义务演出和庆祝活动，演员多，为了热闹，又使我演出不太累，有人提议让我演一折《大登殿》。这个戏解放前我和很多老生演员合演过，是上座较高的戏，而在建国后的戏改中，由于认识到它的思想内容不太好，我和谭富英同志在北京京剧团时期就早已放弃不演了。经过“浩劫”，要恢复传统剧目，我就想，我们应该恢复的是十七年戏改中演过的优秀剧目，而不应该恢复到解放前的演出面貌。所以，我就谢绝了《大登殿》的演出，换演了别的剧目。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提到：“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向，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又提出在发挥文艺家个人艺术创造精神方面，不要“横加干涉”。我感到，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和高度信任，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就应当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性。为此我在这里同大家协商，提出两点倡议：（一）我们每个演员同志都要自觉地检查一下自己演出的剧目，它的社会效果如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还是污染精神文明？我们每个演员都要自觉地“把关”，不演坏戏。（二）我们每一个演员绝不把自己当作摇钱树，要不计较个人名利，不把艺术当商品。旧社会有志气的演员尚且认为“黄金有价艺无价”，今天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更应当尊重自己，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不当摇钱树，争做文明花”，这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戏曲工作者引以为荣的历史使命。

　　《戏剧报》198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