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听到君秋二哥仙逝的噩耗，我的心里一直非常沉重。我们两家几十年的交往，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目中，君秋二哥是个实实在在的受到海内外观众广泛欢迎的艺术家；又是个为人忠厚，待人热情的大好人；还是个孝敬母亲的大孝子。对待艺术他是极端负责的，尤其是近几年的“音配像”工作，他更是鞠躬尽瘁，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自从他接受了“音配像”工作以后，就开始兢兢业业地投入到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前期的审查录音工作是非常细致的，也是非常繁琐的，有时为了一个锣经、一句唱词，都要反复求证，进行弥补和修饰。在选派配像的角色时，也要与大家商量，尽可能地保持原味不走样。对于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如此不厌其烦、尽职尽责地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常劝他说，二哥，您可得注意身体。他总说，为了梅先生和尚、荀、程这老四位，为了马连良、谭富英、李多奎、马富禄和裘盛戎这些去世的老先生、老前辈，使他们的艺术能够更多地保留下来，是咱们的责任呀。人家当年那么扶植我，提携我，作为晚辈尽我一点孝心还不是应该的吗？录像时，他经常是从头到底在现场监督，有时要熬到深夜，年轻人都很疲劳，更何况他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呢？“音配像”所以成绩显著，是与他的辛苦劳动分不开的。我认为他在这件事上确实遵循了李瑞环同志的指示，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尽了忠，也为保留老前辈的精湛艺术尽了孝，是做了一件承前启后、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我们两家是世交，在多年的舞台合作中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就在前不久，他谈起我的父亲还说:“那年谭叔叔带我到上海演出，完了事，谭叔叔要回北京，可剧院让我留下来等马连良先生再演一期。当时我一看谭叔叔要走，就急哭了。那年我才17岁，谭叔叔对我就跟亲叔叔一样地拉扯我，台上台下地照顾我，所以我真不愿意离开他老人家。”听他多次谈起这 些往事，深知他是个念旧的人，我很受感动。我父亲扶植他，反过来，他又加倍地扶植我。后来，他大红大紫了，就要我跟他一起演出《红鬃烈马》和《秋瑾》等戏。在长春拍电影《铡美案》时，他又对我说:“兄弟，你要演韩琪，就不能那么演了。”他亲自请王雁先生把原来的[扑灯娥]改成[西皮]，临时写出唱词，然后他又与我一起研究身段动作，比原来的”杀店”提高了很多。他这么做，是出于我们两家的友情，更是继承了我们戏曲界的好传统。正如他所说:“当年老前辈谭鑫培和凤二爷(王凤卿先生)无私地提携梅兰芳，梅先生又热心地提携你父亲(指先父谭富英)，你父亲又竭尽全力扶植我。演出《桑园会》时，原本是我的头场，你父亲却屈己让人，主动提出在前面给我垫场，没有一点私心。当时我还轮流在马先生、雷先生和王又宸先生的班社唱戏，你父亲总是给我提供方便，从不说什么，所以我就总想着跟他老人家学习，多陪你们唱。你现在陪我的学生、盛戎的学生演戏，不是也在扶植青年人吗？这样做就对啦。”我认为君秋二哥的这些话是很重要的，我们戏校培育的好演员毕业以后，特别需要老一辈的提携和扶植才能在艺术上提高，引起社会上的重视。这是每个名演员都不能忽略的重要过程，应该作为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很好地遵循。

　　君秋二哥所创造的张派艺术，是脸炙人口、深入人心的。我认为这是与他几十年来谦逊好学、自强不息的追求分不开的。尽管他有得天独厚的好嗓子，又被评选为四小名旦，在其他三位都独自挑班唱戏的情况下，他却仍然坚持在先父和其他名家的戏班里搭班唱戏。一直到他看到自己独挑一个晚会也能够卖满堂，在北京、天津、上海都有了自己的观众时，他的“谦和社”才应运而生。我记得先父在出科后也是长期给四大名旦与徐碧云“跨刀”，不管别人怎么劝他自己挑班，他也没有答应，直到自己看到观众对他的热情足以能够与其他名角分庭抗礼时才迈出这关键的一步。这不仅是他的谨慎，而是他真正把观众当作一面镜子，当作一把尺子，能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基础还不扎实。我想，为什么有的演员那么好却昙花一现，有的演员就能够永葆艺术青春，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够虚怀若谷、学无止境，是否能够真正地尊重观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君秋二哥就是我们很好的榜样。

　　作为一位艺术家，君秋二哥可以说是没有一点架子，跟大家，尤其是盔箱服装和场面的人总是有说有笑；完了戏，他首先给后台服务人员道乏，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他知道他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把他培育成人，对母亲极尽孝道，每次的戏份儿，每月的工资都如数交给他的母亲。到外地演出，他总要带一个厨师，按他母亲的口味做出他母亲爱吃的饭菜来。每次开饭前，他总对我说:“我娘让你来一块儿吃饭。”真像一家人一样，台上台下照顾我。我常想，他也是从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旧社会、旧戏班过来的人，却能平等待人不忘本，重情义从善如流，这样的好人，怎能不令人怀念呢！

原载《张君秋艺术大师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