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名旦”之首的张君秋先生，和我的师生之缘最为特殊。在戏剧上指导过我的名角，大多在1948年底我来台湾之后就无缘相见；只有张先生，睽违四十二年，我竟有幸在纽约与他重逢！那种欣喜、感激和感动，实在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我第一次见到张先生，是1943年冬天。当时是他成名后首次组班南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起先也许因为班底人数不够，并未贴演他的拿手杰作《汉明妃》。但上海滩戏院多，观众也挑剔，张先生认为还是得贴演《汉明妃》才能叫座。这出戏的“出塞”那一场需要十六对“竹马”，张先生的经理程先生就来向我们戏校借32个男学生。学校说，没问题，也不要报酬，条件只有一个：请张先生把《汉明妃》教给戏校的学生。程先生也说，没问题，条件只有一个：等张先生回北京之后，戏校才能搬演这出戏。
张先生嗓子嘹亮甜润，教我戏时声音却很轻柔
回头再说向张君秋先生学《汉明妃》。因为学校已决定派我去向张先生学《汉明妃》，程先生也已把本子留给学校，所以张先生演出那天我当然仔细地观赏。张先生专攻青衣，嗓子嘹亮甜润，前面的几段二簧，把王昭君深锁冷宫的幽怨唱得丝丝入扣，柔肠寸断，我听得入了迷。等到“出塞”上了十六对“竹马”，舞台一片热闹，观众更是疯狂喝彩。过了两天，关鸿宾先生就领着我去拜访张先生，正式学习《汉明妃》。张先生当时23岁，皮肤很白，身材比梅先生高些，又比梅先生清瘦些，穿件蓝布长衫，看起来很文静。他让我先跟他的琴师李德山抄写戏词及说腔，又叫他的“把场子”高富远和饰演王金龙的萧盛萱给我示范昆曲的身段。等我把整出戏学得差不多了，张先生再指导我一些气口的转换，行腔的抑扬顿挫。就只这些，我已受益很多，领略到张先生的唱腔也在许多地方有所创新。张先生不只文静，而且有些害羞。他教我戏的时候，声音很轻、很柔，一副好脾气的样子。他的母亲张秀琴原是唱河北梆子青衣，当时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感觉到这位身材高大、满头白发的张奶奶很有北方老太太的威严，张先生则是个乖顺的儿子。
张先生创腔更为花哨好听，形成“十旦九张”之风
以前的名角，大多各自组班，头牌、二牌分得很清楚，要让头牌和头牌同台演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赈灾义演一类的慈善活动，主办单位协调得宜，才能请几个头牌同时登台，让观众大饱眼福。像马连良和谭富英这两大老生，当年怎么可能同台?可是几年前我看过大陆录制的《状元媒》、《群英会》、《秦香莲》、《赵氏孤儿》等，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叶盛兰这几个各派著名的头牌都上台同演啦。他们一个个拿出看家本领，真是“百家争鸣”，大有看头!
在这样的竞争之下，张先生的创腔也越来越花哨，非常好听。尤其《秦香莲》、《西厢记》、《状元媒》、《赵氏孤儿》、《望江亭》这五出重新整编的戏，他的创腔最为动听。许多票友学戏，都迷张先生的唱腔，一定要学“张派”戏，形成“十旦九张”之风。我来台湾后演出《汉明妃》或《王昭君》，唱词方面虽一直略有改进，唱腔的气口运转则一直遵循着张先生当年的指导。每次贴演，戏迷就知道这是“张派’戏。
和老师同获“终身艺术成就奖”，既光荣又惶恐不安
1989年年中，纽约“美华艺术协会”的周龙章先生通知我说，要颁“终身艺术成就奖”给张先生和我，请我1990年元月初到纽约去领奖。接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兴奋极了。领奖是荣誉，但哪有比和张先生重逢重要呢?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和他同时领这个奖，是我的光荣，却也使我感到惶恐不安。
元月2日傍晚，女儿任祥陪我走进纽约第五大道的“红楼”餐厅，没想到张先生和张师母谢虹雯女士已先我而至了。张先生满头银发，略有发福，但气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显见张师母照顾得很周到。我说:“老师，真想念你啊!”任祥也在旁说:“妈好挂念你们哦!” 张先生握着我的手说:“能和四十多年的老朋友见面，真是高兴!”
那天“红楼”餐厅聚满了纽约的京剧爱好者，他们围着张先生和我，听我们闲话旧事。我话说从头，当然要提当年向张先生学《汉明妃》的经过，感谢他的教导和启发。张先生听了即说:“是啊，那时我就觉得，往后你在京剧的发展上是不可限量的。这几年，我在大陆听到不少你在京剧上的努力推动和研究，让我们很是感动。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多。以后推动京剧，还是得靠我们这些老的给年轻人更多的帮助。京剧发展至今，刚好是两百年，它的发展和其他艺术一样，要人才多才会兴旺，但也需要革新，不能一成不变；像以前那种动辄二三十场的老戏，过于浪费时间，当然需要大刀阔斧，修改得精简些。”
这海外的重逢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说到改革，我们的话题就多啦。台湾的改良京剧，大陆的样板戏，都各有革新之处。我们相互比较，非常有趣，张先生笑着说:“但总不能变得连这是什么剧种也让人看不出来吧!"
张先生接着又意味深长地说:“在大陆，我曾演过一出改良戏《年年有余》，扮个农村姑娘，戴的头套是直直的短发，还扎个小辫呢。我觉得，以京剧演出现代剧情，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以古典情节演出更能发挥。如果以地方色彩浓厚的地方戏来演出现代情节，或许较为合适吧？其实，要说京剧改革，最重要的还是如何精练传统剧。我们对戏的爱好有志一同，现在年纪大了，不妨努力于改革不合理或不通的唱词，你需要什么资料尽管说，我们会尽量提供。”
我听了很是感动，诚恳地对他说道:“老师，您一腔热爱京剧的心肠，至今都没改变啊！这次能和老师同台领奖，心中一直感到惶恐不安呢！”
老师谦虚地答道:“你是值得的。倒是我，上了七十岁的年纪，要飞二十多个小时来纽约，确实不太容易。想到这么难得有个机会再见到你这杰出的学生，再怎么辛苦也还是来了。”
后来有人问:四十七年不见，可发现对方有什么改变？张先生似乎一时不好意思说出口，我就说啦:“老师没什么改变，还是像以前教我戏时一样的害羞，容易脸红。”
大家听我这么说，都哈哈大笑起来。张先生红润的脸上也满是笑容。那种气氛，使我几乎要流下泪来！想想看，这海外的重逢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梅兰芳先生、程砚秋先生、荀慧生先生、黄桂秋先生都早已故去，张先生却能持盈保泰，桑榆如春，怎不叫我既感慨又感动呢?
可惜师徒同台的梦想未能实现
我回台湾之后，张先生与夫人到了洛杉矶，和崇拜他的票友聚一聚。可能因为旅途劳累，心脏病发，在洛杉矶疗养了三个多月。那段期间，我们也曾通电话，谈京剧，谈改革；谈得最多的是我们师徒俩何时能同台演出。甚至我们合作的戏码他都想好了：“我们就演《龙凤呈祥》，你前演孙尚香，我后演孙尚香。”但因两岸文化交流的种种因素，这个梦想始终未能实现。
张先生最可贵的修养是脾气好，任何情况之下都从不发脾气。也许因为如此，“文革”时虽也被下放牛棚，到底未遭大劫，后来才能为大陆的京剧艺术教育做了很大贡献。
转载自《张君秋艺术大师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