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先生的艺术成就，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艺术是我国戏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总结、继承发扬。这里，我所要写的是同他的艺术成就有关的一些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的事情。
大凡从旧社会过来的戏曲演员都曾有过一段艰苦学艺的经历。在苦难的旧社会里，艺人为生活计而劳碌奔走，这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因为这个缘故，做为初学戏曲的青少年，在他学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尝受到旧社会的世态炎凉的咸酸苦辣。据我所知，程先生幼年学艺，是“写字”从师的。“写字”是带有卖身性质的契约形式，写了字，学艺唱戏，处处要受师父的束缚，学生要在规定的年限内，用自己唱戏挣来的血汗钱偿还学费，而这里所付的代价却远远超过该付的数额，实际上，师父的艺术是作为一种商品来高价出售的。然而，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要把自己的艺术当做商品出售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严肃的，他们把艺技的传授看成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为了艺术长河的川流不息，他们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金钱利益，甚至自己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事例我也亲身经历过，其中之一便是程砚秋先生向我传授程派代表剧目的一段经历。虽然事隔四十年，但这段经历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那是1941年，我刚刚21岁时的事情。
那年冬天，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北京城的街道上车马敛迹，路人稀疏。这样的天气，谁不愿意坐在家里围炉取暖呢！那年，我离开了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准备自己挑班，组织“谦和社”。艺术上的进取心象团烈火伴随着我，使我忘却了风雪的侵扰，在外面为组班的事求师访友，四处奔走。那天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寒风阵阵，雪飘不止，母亲的心时刻在牵挂着在外面劳碌奔忙的我。
突然，外面传来敲门声，母亲以为是我回来了，赶忙开门一看，却是一位修长身材的中年男子，半旧的黑棉袍上披上了一层银装，清秀的眉目间挂着冰霜。我母亲一时认不清是谁，就客气地问：“您找谁？”来人回答，“我找君秋，我是程砚秋。，母亲这才认清是程先生，忙把程先生让进屋里来坐。
程先生见我不在家，就把来意对我母亲谈了，他说：“君秋的艺术，无论台上的功夫，还是台下的人缘，都已经够独自挑班的条件了。过去既在马先生的“扶风社'挂二牌，现在就不要再给别人挂二牌了，应该自己挑班，发挥自己的特长。听说君秋要独自挑班，我以为这是对的。挑班得有青衣主演的本戏，不能光演同老生配对的戏了。”说到这里，程先生就开始认真地同我母亲为我盘算着未来的演出剧目，他说：“这几天，我替他想了几出戏。我听说侯喜瑞、姜妙香、张春彦等先生要同他合作，就想到了我演出的《红拂传》。这个戏，唱工吃重，有歌有舞，很适合君秋演。侯、姜、张三位都是原排，这是很好的条件，里面的唱做，我来给他说说，他就能演了。还有一些戏，君秋演过单折，象《牧羊卷》、《六月雪》，这些戏的一头一尾，我都可以给他说说。象《牧羊卷》，前面加上《牧羊山》，后面再加上《团圆》，就是全本的《朱痕记》了，《六月雪》也如是。君秋回来，请您转告，让他到我家去，我给他说戏。”说完，就要起身告辞。母亲见外面雪大，就再三挽留，请程先生多坐会儿，程先生笑着说：“不碍事的，改日再来！”临走又再三关照，要我到他家去。母亲把程先生送到大门外，直望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雪花飘舞之中。
每当我同朋友们、同青年演员同志们谈到程先生的艺术时，我首先就要谈到上述这件永远难忘的事情。我谈这件事情，不仅是出于对程先生一片真诚的感激，重要的是，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程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所具备的提掖后进的高尚品德。这种高尚品德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至今还有巨大的现实教育作用。要知道，旧社会的艺术竞争是很激烈的，大凡名流的艺术，若不是本门子弟，不肯轻易传人。我同程先生不是正式的师徒关系，也没有沾亲带故。程先生比我年长十四岁，当时正值艺术的黄金时代，我是后学者，我筹组“谦和社”是为了艺术上的进取。在这种情况下，程先生竟主动慷慨地登门赐教，这在“艺不轻传”的旧社会，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假如我们今天还看到一些将艺术据为私有的现象存在，诸如“我的戏别人不能演”、“我的学生不许演别人的戏”等等。那么，程先生在旧社会表现出来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道德风尚就更足以使今人深省，从中受到深刻教益了。
旧社会学戏有所谓“偷戏”之说。提起“偷戏”，我又想起了一段梨园轶事，据有人讲，程先生在台上演戏，如发现有人“偷戏”，他在台上的动作就要变，他怎么变都来得精彩，一个《青霜剑》的开门动作，演三次三个样，都能博得热烈的掌声。别人要是学，因为底子薄，不是学走了样，就是把线尾子弄散了，当场出彩。这样的事情是有过的，程先生对我也是毫不讳言的。但是，这里我应郑重地加以说明，那是程先生对付一些视艺术为玩物的“戏混子”的一种特殊的方法。程先生最反对的是那些将他的艺术加以歪曲，供小姐、姨太太们取乐的低级表演。而有些“戏混子”就是靠偷的方法去学他们心目中的“程派”艺术，然后 豢养一些歌女、妓女加以歪曲，供人玩乐。对待这样的低级无聊作风，程先生就只好采取特殊的方法对待了。这件事当然不能同当时存在的艺术保守现象相提并论了。相反，这恰恰反映出程先生严肃认真、疾恶如仇的艺术态度。对待旁门邪道，程先生是冷若冰霜；对于渴求艺术进取者，程先生则是暖如春风。这点，我在向程先生学戏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程先生给我说戏，他给我说《牧羊山》中的一个“屁股坐子”的身段，为了让我很好地掌握要领，就一遍一遍地反复为我做示范。在“谦和社”我演出的全部《朱痕记》一戏，不仅得到了程先生的认真传授，而且在演出道具上还得到了先生的无私资助。我每演一次《朱痕记》，都要到程家拉一次道具，戏中使用的磨盘、鞭子、羊形、斗、簸箕等等，都是程先生演此戏用过的。这些事例都清楚地说明，程先生作风同当时的保守现象是完全绝缘的。
程先生传艺，同当时较为普遍的一招一式不准走样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程先生有独到的见解，他教我《红拂传》、《窦娥冤》时，对我说：“君秋，我给你说腔，我的唱法、气口都教给你，你要用你的嗓子去唱。要知道，我的演唱也是根据我的嗓音条件唱的，我还希望有你这样的嗓音条件呢！”又对我说：“我最不喜欢那些死学我的人了，他们哪儿是在学我，简直是糟践我呀！”他教我表演身段，也是这样的主张。他说：“我的存腿你不要学，那是因为我个子高，所以才存腿走路。你的个子合适，存腿走路反而不好。”这些话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我觉得，从程先生那里，我不仅学到了程派艺术，而且也懂得了扬长避短的道理，懂得要把学来的艺术化为已有。我在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新创作出来的剧目中，不少是借鉴了程派演唱特点的，但我没有硬搬过来，而是加以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点，这同程先生的启发是分不开的。
值得提及的是，程先生在他自己的艺术黄金时代里，不仅诲人不倦，而且仍在不断地锤炼、提高自己的艺术。对此我也是身临其境、亲眼目睹过的。
还是在我搭班唱戏时，我经常到王瑶卿先生家中求教，在王家，又经常同程先生碰在一起。王先生家里，生、旦、净、丑各行都有登门求教者。在那里，即使不是王先生亲自给你说戏，只要用心听取王先生给别人说戏，或是听他同在座诸朋海阔天空地谈论艺术，谈笑之间，便有收益。这中间，我看到程先生总是正襟危坐、用心潜听的。午夜将临，座客逐渐散了，程先生和我却经常留在那里，等客人都走净了，王先生的精神却丝毫未减，兴致勃勃地又和我们谈戏，在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收获。
记得在程先生排演名剧《锁麟囊》时，程先生常就此剧的表演、唱腔等问题向王先生请教，而请教的时间大多是在午夜客散之后，所以我就有幸能亲眼目睹王、程二位切磋演唱艺术的创作过程。《锁麟囊》是程派艺术的杰出代表，唱腔上有许多独到的破格创新，这些创新实践对我以后在演唱艺术上的创作是大有启发的。从中我领悟到，若要创新，需得广博地掌握传统艺术，而在掌握之后，又能跳出传统的局限，把传统的演唱技巧拿来为我表现新的内容、人物服务。程先生创腔有句名言，叫做“守成法而不拘于成法”。这是京剧唱腔创作应该遵循的重要法则。
我同程先生常常在王家坐到凌晨两、三点钟，从大马神庙王家出来，我们一直往虎坊桥的十字路口走去，一路走，一路高兴地交谈着当天晚上的收获，天冷不要紧，因为我们没闲着，我们是跑着圆场走路的，走到虎坊桥大转盘路口，竟出了浑身的汗，这才分手，各自归家。
我在以后的艺术实践中，始终没有间断过向程先生请教。建国以来，程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戏曲改革的事业中来，他对戏曲艺术的创新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五七年，我搞了《望江亭》、《珍妃》等戏的创作，在唱腔上做了些革新创造。大约在五七年底到五八年初，程先生打算看看我所创作的剧目，一次，我演《珍妃》，程先生到剧场看了我的演出。演出结束时，程先生到后台高兴地向我祝贺，说：“新腔真多，难为你怎么记得住呀！”又问我何时演《望江亭》，演出前一定要通知他，他好来看戏。后来，我在演《望江亭》时，事先给程先生送了票，但演出时，却没见程先生来。当时我还以为是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没想到，正是那一天，程先生因心脏病突然发作住了医院，不久，便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此事成了我终生难以弥补的遗憾了。
程砚秋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艺术至今在京剧界仍有广泛的影响。我想，我们在学习、继承程派艺术时，一定要学习和发扬他的正直无私、胸怀坦荡的精神品德，学习和发扬他始终不渝的刻苦学习作风，学习和发扬他的严肃认真、勇于独创的革新精神。因为这些是做为一位戏剧家所不可缺少的艺术风尚，也是发展戏曲事业最可靠的力量根源，程砚秋先生的艺术与他高贵的艺术风尚一样，是永存的，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学习的。
（发表于1981年 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