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一名普通的观众，他随便地坐在观众席中，观赏着我们的演出，同大家一道为演出鼓掌欢笑；象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演出刚结束，他又出现在后台，同我们一起研究表演中的某一具体的情节，握手、照相、问寒问暖。在他的面前，我们从未感到过拘束，从他的谈笑举止中，我们汲取着前进的力量。他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同志。“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不分早晚，回来就好。希望你多做贡献！”这是一九五二年周总理第一次接见我时对我的亲切的教诲。这以后，从我在北京组建北京市京剧三团，到我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等同志合并成立北京京剧团，以至我在一九五六年赴朝慰问演出、一九六三年再度去澳港演出……，这些都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我常常追念在北京京剧团工作的情景。那时候，北京京剧团的同志们十分团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艺术多做贡献是光荣的，计较个人名利是耻辱的。我们全团一百五十多人，可以同时分在三个剧场演出，边演出边创作新的剧目。演出十分兴旺，每年为国家上交二十多万元。而“四人帮”横行时，全团三百多人，搞“一花独放”，结果是每年国家要损失七八十万元。当时，我们这些老演员看到这令人痛心的事情时，是多么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

      记得一九六三年，我们赴港澳演出回来，周总理请我们到他家吃饭，陈毅副总理也在座。谈话中总理问起我们的情况，了解到我们每天搞这个学习，开那个会议，弄得人困马乏。总理就说：“你们不要不务正业！你们晚上要演戏，白天还要开会、学习，你这个戏还能演好吗？不要安排得那么满嘛，又不指望你们去搞政治、搞外交。有个分工嘛，你能让我去演戏吗？你们只要记住‘站稳立场、分清敌我＇就够了，你们要把自己的业务搞好，这才是主要的。”总理的短短几句话，把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解决了我们心里存在好久的疑团，我们真是终生难忘。

      周总理对我们艺术实践的支持是极端热情的，对我们工作的指导又是非常具体的。一九六三年我们赴港澳演出前，他亲自审查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望江亭》以后，总理说：“这个戏唱腔好，人物少，矛盾突出，谭记儿这个妇女有反抗精神，机智勇敢。”同时，总理又指出了不足之处，他说：“杨衙内不过是个浪荡公子，没有什么官衔爵位，皇帝不会让他当钦差，戏里不妨把他改成是假冒的。”他又关切地说：“现在就这么演，将来弄得更合理些。”周总理真是艺术的内行，他的意见是非常好的。可惜的是，我们从港澳回来，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传统戏和历史戏一概被打入冷宫。直到粉碎了“四人帮”，我重返舞台，才下决心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在重演《望江亭》时，我们在不大动的原则下，按照总理的意见把杨衙内改成了假钦差，第三场原来说白多唱得少，我们适当地加了两段唱，进一步表现谭记儿内心的思想变化；还把谭记儿假扮的张二嫂的道白由韵白改为京白，以便符合劳动妇女爽朗的性格，也使杨衙内看不出张二嫂就是谭记儿，更有说服力了。当然，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修改还不能说是完善地落实了总理的指示，还应多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把它改得更好。

      周总理总是相信我们老演员是要革命的，是愿意跟着党走的，并且及时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一九六四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报演出座谈会上，周总理有个重要的讲话。讲话中总理问到了我，说：“张君秋同志来了没有？”我马上站了起来，回答说：“来了。”总理热情地说：“听说你对现代戏热心、拥护，京剧现代戏你不一定都能演，可是你能出主意，说说唱腔，必要时你可以做示范，这也是你对现代戏的贡献。”当时在演现代戏问题上，我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总理这么一讲，却像是在我的心里点起了一盏指路明灯，使我感到党的温暖。总理讲的意思很清楚，我理解，有些人可以演历史戏，但不一定去演现代戏，应该允许因人而异，这不等于说，演历史戏的就一定是反对演现代戏。何况演历史戏，继承民族优秀遗产，做到古为今用，不也照样能为人民服务吗？为了表达我们对现代戏的拥护，那时，我还是排了《芦荡火种》，并且同马连良排了一出《年年有余》，裘盛戎同马富禄排了一出《雪花飘》。后来，“四人帮”给我们扣上“反对演现代戏”的罪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现在，我由于条件的限制，已经不能再演现代戏了，但我决定把《年年有余》这些戏教给我的学生杨秋玲、李维康等，建议她们去排演。今后我还要按照总理的指示，多出点子，积极参加现代戏的创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我讲了这些，归结起来还是一句话：总理知道群众的心，我们跟他在一起，就感到有力量。他平凡，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但他又伟大，是人民群众的良师。他的伟大，正是由于他的平凡。

（载1979年3月4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