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学艺，我已经学会了不少青衣的折子戏，像《苏三起解》、《三堂会审》、《花园赠金》、《彩楼配》、《武家坡》、《算粮》、《大登殿》、《祭塔》、《祭江》、《二进宫》等，我都能够唱了。到我十五岁那年的岁末，师父让我在吉祥戏院演了一场戏，唱的是《苏三起解》，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戏。因为是在别的戏班演戏，我算是个小客串，叫做“借台演戏”。
“借台演戏” 对于我这样的 “写字” 拜师徒弟来讲，是一次重要的业务考核。通过这样的演出，师父要看看徒弟的台风、扮相，让徒弟见见观众，听听观众的反应。徒弟是好是坏，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所以，这场演出很关键。
演出那天，师父为我操琴，母亲请了许多梨园行里的熟人，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在前台看戏。上场前，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因为能否演得好，观众认可不认可，我心里是没有太大把握的。等到禁卒在台上喊了一句：“苏三走动啊!" 我接着在台帘内念了一句：“苦哇——”，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心反而踏实了，随着场面上响起的 “纽丝” 锣鼓点，我缓步走出了台帘。这时，什么演得好不好，观众认不认可这些问题，我全抛在了九霄云外，一心按照师父所教的，在台上认认真真地做起戏来了。那时候，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深入体会苏三的思想感情’的，但我幼时求艺、学艺的种种遭遇，不可不谓之一个 “苦” 字，这与剧中人物的遭遇有着暗合之处，大概这正是我在登台时，能够一下子排除各种私心杂念，得以踏踏实实演戏的原因吧。
演完戏回到家里，母亲和师父都挺高兴，许多亲戚朋友也都来祝贺。一位亲戚讲了一个插曲，他说，他在看戏时，听到一些观众在议论，有位观众说：“这孩子的嗓音、扮相都好，准是个女孩子!" 另一位观众说：“听说他是个男孩子!"前一个观众不服气，硬说是女孩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竟至要打起赌来了。亲戚忙告诉他们说：“这孩子我认得，你们不要打赌了，他是个男孩子!"说完这段插曲，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听到长辈们的夸赞，看到师父对我满意的笑容，我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通过这次借台演戏，师父对我的前途有了较大的把握，因此，他就开始给我突击教排整出的大轴戏了，像全本的《玉堂春》、《王宝钏》、《探母回令》、《龙凤呈祥》以及《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我也更加努力，学得更快了。我觉得，我多年憧憬着的自己唱戏养家糊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曾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母亲说：“娘! 这回咱们俩该换换肩儿了，往后这个枷（家)该我替您扛了!"
“换肩儿！” 母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孩子! 九九八十一关，你这才过了第一关，离唱戏挣钱还远着呢!"
我却很乐观，还安慰我母亲说：“我好好努力，就能早点演戏。”
母亲轻声叹了口气，说：“唱戏也不是容易的事，要饭还得预备个破瓦罐和打狗棍呢! 唱戏，也得置办点行头，可这笔开销咱们从哪儿出哇!"
母亲的这句话就象一盆凉水泼在我的心上，我立刻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半响说不出话来。母亲见我急得那样，就赶紧拉着我的手，说：‘’孩子，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慢慢给你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那时候，珠市口草市有一家久春戏衣社，戏衣社掌柜的姓刘，我叫他刘大爷。刘大爷跟我母亲很熟，我母亲过去唱戏时，穿戴的行头都是经他手添办制作的。刘大爷和我家一直没断来往，常爱到我家串门。我演《苏三起解》那天，母亲也请了他去看戏。他对我的演出很是夸赞。我学戏进度越来越快，师父也催我尽早做好登台演出的准备。置办行头的事迫在眉睫，母亲就想到了刘大爷，想从久春戏衣社给我赊点行头。
虽说刘大爷是熟人，可当着刘大爷的面，母亲又难于开口，于是托人替我们找刘大爷探探口气。没想到刘大爷居然一口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靠着刘大爷帮忙，我母亲为我赊置了一些眼面前要用的衣物——-三件帔(红帔、黄帔、皎月帔)、一件红蟒、一套围桌、一个大帐、两双彩鞋、青裙子、腰包、罪衣、罪裤等。
这些眼面前用的衣物需要多少钱的开销，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这笔开销，在我演戏后很长时间里，始终无法还请，这就成为我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指望自己唱戏解决家庭的生活困难，没想到因为唱戏反倒给家里添了一个大亏空，这怎么不叫我发愁呢! 我越是发愁，刘大爷偏偏喜欢到我家来串门。逢到他来，我就总以为是来要账的，心里急得很，常常一个人躲在门后偷偷抹眼泪。有一次，刘大爷发现我在哭，就问我：“受什么委屈啦？哭什么呀？" 他这么一问，我更着急了，哭得更厉害了。等到刘大爷闹明白怎么回事，就笑个不停地说:“爷们，我可不是来要账的，我是来串门的，顺便也来问问你，还添什么东西不添？放心吧！我赚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你日后出了名，要是有人问你在哪儿做的行头，只要你说一声 ‘久春’ 两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 听了刘大爷的话，我才破涕为笑。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一直留有很深的印象，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自小就养成了爱惜行头的习惯。每次我在后台化完妆，总要把手洗干净，再穿服装，穿上了服装，就找干净的地方呆着, 上下楼总要提着彩裤，每逢要坐下时，总要先把帔、褶子撩起来，不敢压，不敢碰，生怕磨损了戏装。
我不满十六周岁，就开始给师父唱“搭桌戏” 了。给师父唱“搭桌戏” 不是组织固定的班子，而是由师父出面，靠他在梨园行里的熟人，四处请人，组织临时的班子，由我来唱主角，请来的演员当“四梁八柱”，算是傍我的。演戏赚的钱，给人家包点车钱，剩下的归师父所有，算是徒弟酬敬师父的。
唱“搭桌戏”，卖得进座卖不进座是没有把握的。开始时，不敢请辈份比我高的名演员，一般都是和我辈份相当的演员来唱戏。后来逐渐请了些长辈，这就需要我同师父一起到处磕头，求人捧场。我唱《玉堂春»，请过姜妙香先生演王金龙。唱《大登殿》，请过李多奎先生唱王宝钏之母。有一次，我唱全部《法门寺》，请的是谭小培先生演赵廉，郝寿臣先生演刘瑾，慈瑞泉先生演贾桂。这些老先生对我都挺好，感情很深，他们常常为了鼓励我而对师父说：“你这位徒弟错不了！" 在舞台上，刘瑾叫贾桂给宋巧姣银子，扮演刘瑾的郝先生借题发挥说：“这孩子多机伶呀，将来也错不了！" 演贾桂的慈先生把银子交给我，又风趣地说：“要注意嗓子呀，少吃点凉的!" 这些老先生的提掖鼓励对我是很大的鞭策，我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不可稍有松懈。我对他们都很尊重，每次同他们一起演出，我都事先在后台恭候，远远地迎他们进后台，演完戏，我一定要送他们出门，恭恭敬敬地把他们送出很远，这才回来忙着收拾自己的东西。
演大轴戏是很累的，在前台演出要全神贯注，在后台还得处处张罗，因为我的演出全靠周围的人，包括管事的、场面上的乐师、化妆的师傅以及许多演员。这些人都得招呼到了，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有人出来挑眼。例如，我在后台化妆，随便进来个谁，我要是没留神，不站起来打个招呼，人家可能会说：“嗬！瞧你年岁不大，谱儿可不小哇!" 所以，我在后台要特别注意，见到一个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恭恭敬敬地给人行个礼，道声辛苦。即使这样，若是遇到个别的有不顺心事的人，还可能顶我一句——“你认识不认识我，就跟我打招呼?"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也得陪着笑脸，给人家鞠躬问候。所以，我每唱一出戏，不仅身体累，精神上也实在张罗不过来，搞得十分紧张。
除了演出时的客情张罗外，演出的行头问题也要花很大的心思。那时候的年月叫做“衣帽年”，观众看戏，不仅看演员，还要看行头，看排场。例如，唱一出《凤还巢》，程雪娥每一次出场，都得换一件新帔，才有光彩；锣鼓一响，大幕一拉，后面的那个“大守旧”就得重换个新的。“守旧” 上要绣着各种花卉图案，连门帘、台帐也得讲究绣得光亮亮的。要是“守旧” 上印个某某名牌商品的广告，观众一看，认定不是好角，就不来看这个戏了。所以，那年头唱戏，要讲究排场，看谁的势派大；势派小了，人家不买帐。要想势派大，得想方设法去借行头，这些东西，自己是没有力量置办的。我每唱一出戏，就得到处瞌头求情，挺费一番周折。
师父见我唱戏，台上、台下都挺有人缘，就开始张罗让我挑大梁组班唱戏了。要我唱全部的《龙凤呈祥》、《玉堂春》、《骊珠梦»，奔着一个晚上唱一出大戏的路子唱下去。我母亲一开始就不同意让我挑班唱戏，因为首先行头就置办不起。师父的心里没有这本帐，当初契约上规定，行头由徒弟来置办，他可以不操这个心。重要的是，我是初登舞台，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一唱戏就挑大梁，太担风险，对以后的艺术发展没有好处。我母亲是过来人，深知这里面的困难。所以，为了组班的事，母亲同师父常常争论得很激烈。
唱了一段时间的戏，对我也有一些好处，起码我可以有了较多的实践机会。通过实践，使得内、外行都知道了我，远近都有一些传闻。不久，就有人来约我搭班，请我去唱二牌青衣。母亲就抓住了这个时机，竭力坚持不让我挑班唱戏，答应了人家约我搭班的要求。从此，我就开始了一边搭班演戏，一边继续求艺深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