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班唱戏对我来说，是个解放。所谓搭班，是加入别人组织的班社演戏，自己去当配角。当配角只管自己演戏，不用操持班社里事务性的工作，这就可以把自己全部精力用在艺术的学习上了。

搭班唱戏拿的是“戏份" (即演一场戏的酬金)，由班社管事的根据搭班演员的资历大小、戏的轻重分发。这里面标准的掌握有很大的伸缩性。记得我在王又宸先生的班社搭班时，初次去戏馆子演戏，穿的是一件旧棉袍，刚走出家门，李多奎先生来了，问我：“你这是干什么去？" 我说：“唱唱戏去呀！” 李多奎生说:“就凭这件破棉袍？" 一句话把我说楞了，我闹不清楚这棉袍同唱戏还有什么关系? 李多奎先生对我说：“你穿这件破棉袍去唱戏，唱得再好，该拿十块钱，人家给你五块！" 说着，就把他的一件水獭大衣递给了我，说:“把这个穿上吧! 穿得体面点，人家才瞧得起你。没办法，现在是‘衣帽年’哪！" 我穿着他那件水獭大衣去唱戏，人家待我果然就好点。可见，搭班唱戏也得去熟悉当时的人情事理，遗憾的是，这方面我一直不太熟悉，只知道去演戏，外场上的事多是靠着我的母亲以及许多前辈、朋友们的帮助维持着。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李多奎先生后来同我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从我在马连良先生的“扶风社”搭班开始，到以后我组织的 “谦和社” 至建国后的北京京剧团，我和李多奎先生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这都是后话了。

在我十六、七岁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搭的班是不固定的，最早是在雷喜福先生的班社里，同他演的剧目有《审头刺汤》、《法门寺》等。有时我单挑一出《虹霓关》、《樊江关》等戏，还唱过一些应节的戏，如《洛阳桥»，我在台上自拉自唱，这些都还留有印象。不久，王又宸先生约我到他的班社里唱二牌青衣，我就开始搭他的班，并同他一起到天津、济南等地演出过，开始了同外地观众的接触。

王又宸先生，字又震，别号痴公，原是票友出身，私淑谭派，他的嗓子同老谭〈鑫培)先生很相仿，由于长期刻苦钻研，学谭派颇得神韵，他演的戏，以《连营寨》最佳。他年轻时在上海演出，被老谭先生看中，不仅收他为徒，而且将女儿许配给他。老谭先生故去后，王又宸先生则以谭派正宗老生戏为号召，在各地演出。

我学戏，宗的是王〈瑶卿〉派，而王瑶卿先生又是谭鑫培先生的长期合作者，所以，我同又宸先生的戏路子合适，这就很方便我们的同台合作。我在王又宸先生的班社里搭班的次数最多。我们经常在一起演的戏如《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有时，又宸先生演老生的大轴戏，我在倒第二压轴，单挑一出《苏三起解》、《能仁寺》等。

          我同又宸先生去外地演出，以天津去的次数最多。天津的戏不好演，这是梨园行里较为普遍的看法。我体会，天津观众的感情比较外在，他们看戏很专注，一出戏里什么地方该使个什么腔，该走个什么身段，都记得清清楚楚。演出时，演员要是少了点什么，该走的身段不走，该使腔的地方不使，他们就认为这是瞧不起人，非得叫个倒好不行。反之，演员的演出卖力气，能够达到他们预期的要求，甚至使出点意外的绝活，他们就认为是够交情，喝彩，叫好，掌声不绝。我同又宸先生去天津演出，是初次到外地演戏，处处不敢马虎，又加上年轻，底气足，唱起来总是铆上的。例如《二进宫》这出戏，从始至终唱的是 [二黄]，一调到底。有句话叫 “男怕西皮，女怕二黄”，一般唱这出戏，老生、花脸的调门要适当低些，“就合” 一下青衣的嗓子，我唱这个戏，就不要求别人“就合”我。老生、花脸的调门有多高，我就唱多高的调门，这样唱，观众听着过瘾，所以，他们挺欢迎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天津，是在中国大戏院，经理叫孟少宸。演完第一场戏，孟少宸就笑呵呵地到我住的惠中饭店看我，高兴地对我说：“君秋，这里可是你的大本营啊! 往后约你来，你可不能不来。” 后来果真如此，象孟小冬、谭富英、马连良等先生只要到天津，尽管他们的班社里有二牌青衣，孟少宸还要指名特约我去演出。

唱戏不能只凭天份、卖力气，应该不断地在艺术上求得深造。在舞台上实践了一个阶段使我懂得了这个道理。那时候，在京剧界，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诸先生在舞台上各树一帜，争芳斗艳，有很高的声望，形成了京剧旦角艺术的鼎盛局面。“四大名旦”的艺术吸引了众多后学者，我也在此之列。我多么希望我的学习能够得到他们的亲自指教啊！然而，我深知求艺之难，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拜个老师要费多大的周折，我是深有体会的。我以为，要向梅、程、荀、尚四大家中的某一位请教，就更加困难了。严酷的现实迫使我杜绝向名师求教的念头，但愈要抑制这种念头，希望的火苗便愈是烧得旺。因为经济拮据，我很少有机会去看他们的演出，我常和小伙伴们在戏园子门口留连徘徊。华乐和中和这两个戏院是梅、程、荀、尚及许多先辈演员经常演出的地方，每当他们演出时，戏院的门口总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我站在门口观望盛况，能够很熟练地辨认出哪辆车是梅先生的，哪辆车是尚先生的 ……，再听听过往观众对演出情景的赞美议论，这些，对我都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安慰。

没想到，我企求得到的、又自以为不容易得到的求名师指点的愿望，竟在我的第一次演出之后得到了实现。

事情是这样的：

约在1936年春，我在华乐搭王又宸先生的班演戏，剧目是《二进宫》，我只顾专心演戏，台下有什么动静，我是不大察觉的。等散戏卸了妆，戏院的经理万子和跑来找我，对我说:“快到柜房去，尚先生在那儿等着你哪!"这我才知道，原来尚小云先生已经在前台看过我的演出，现在是特意来看我的。我随母亲连忙赶到柜房去见尚先生，记得李多奎先生也在场，他也陪我们一起去见尚先生。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说的是写文章，演戏也一样——“戏如其人”。尚小云先生的演唱刚健婀娜，演的多是豪爽刚烈的女性，他的为人也是快人快语的。尚先生见了我，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没谈几句话，他就对我母亲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挺有出息，让他到我家来吧，我给他说说戏。” 

这件事在我同李凌枫先生的师徒关系上曾经引起了一场波动。在我来讲，我当然愿意去尚家求教的；在师父来讲，则是触动了他本身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受契约制约的。既订了师徒契约，又要另投名师，这在戏班里是犯忌的，师父认为这是要夺他的饭碗。但尚先生的名声大，师父又不好意思当面把事情说破，心里就老大不高兴。这时，师父就只好求助于王瑶卿先生，告了尚先生一状，说：“尚小云要抢我的徒弟。” 王瑶卿先生的辈份大，资历老，同尚先生也是师徒关系。李先生认为由师父主持公道，尚先生不能不听。王先生听了李先生的诉说，当即给尚先生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挺喜欢君秋，他可是李凌枫的徒弟呀!" 一听这话，尚先生全都明白了，他爽快地笑着对王先生说：“您放心!我根本没这个意思，我就是喜欢这个孩子，要给他说几出，不抢李凌枫的徒弟！" 王瑶卿先生把打电话的事告诉了我们，师父放心了，我也舒了一口气。不久，我就随着我的母亲及李多奎先生一起到了尚家。

尚先生的夫人王志芳，性格很开朗，同我的母亲早就认识。因为我母亲过去在 “玉成班” 唱戏，班社院子的后门直通王家，经常有个来往，所以彼此很熟识。到了尚家，见到了尚太太，母亲说起这层关系，便更觉亲热。尚先生对我说：“你师父怕我把你夺了去，我也不便收你当徒弟。这样吧，你就拜我当干老吧！" 我母亲忙叫我拜了尚先生。从此，我就时常同母亲一起去尚先生家里求教，常常是母亲在尚家内室帮忙缝制行头，做些针线活，我在前厅听尚先生教戏。因为我常常出入尚家，以后报刊杂志在发我演出消息时，常在我名字前面加上“尚小云高足” 之称，实际上我并不算尚先生的入室弟子，但尚先生对我总是另眼看待的。

尚太太也挺喜欢我，时常对我关照。那时，尚先生正给一家小姐说戏，说的是《春秋配》。最初，我不好意思进去听，怕扰了人家。尚太太就对我说：“君秋，去! 听着去！" 尚先生说戏，口干了要喝茶，尚太太叫我给他送茶去。我就端着茶盘，上面托着一个细瓷盖碗送去前厅。我知道尚先生喝茶挺讲究，我每次给尚先生泡茶，总要用开水把茶碗里外烫了，再泡上好茶，用小茶盘托着，站在一边听尚先生给那位小姐说戏。

尚先生的《春秋配》有与众不同的地方，“捡柴”一场是〔西皮〕到底的，一般唱 “出门来羞答答泪如雨下” 那段，唱的是〔二黄慢板〕，尚先生唱的是〔西皮慢板〕；尚先生幼习武生，后改青衣，他的武功基础扎实，“砸涧”一场，同范宝亭先生合作，演得炽烈火爆，险境迭出。我以后演的《春秋配》，从尚先生那里得到了许多的启发和教益。尚先生还单独给我说过戏，如头、二本《虹霓关》、《剌红蟒》、《琵琶缘》、《福寿镜》等。这些戏，当时我都演出过，那是 “长庆社” 时的事情了。